您的位置: 网站首頁 > 人才培養

科學研究

高等教育大衆化需要做哪些相應的政策調整
发表时间:2007-11-07 编辑:pjb

●高等教育大衆化得有一種新的質量觀,不能再用一個傳統標准來衡量所有學生,否則得出的結論就不客觀、不科學。

  ●擴招的主體不應該放在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應該放在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避免大衆教育沖擊精英教育。

  ●高職高專區別于傳統,是一種新的辦學類型,不是一種層次劃分,也能培養出高級的專門技術人才。

  ●應該加大針對高職高專的投入力度,調整政策,促進它們發展,使他們成爲大衆化的主力軍。

  ●高職高專的投入主體應該是地方和民間,與企業提高産品的競爭力有關,所以應該發揮他們的主動性。

  我國高等教育經過這幾年的快速發展,規模已經居世界第一位,進入了高等教育大衆化階段。隨著快速的發展,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多。怎樣來看待這些問題呢?我們請我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學家潘懋元先生談談他對高等教育大衆化中的問題的看法及他對我國高等教育大衆化的政策建議。

  記者:潘老您好,我們大家都知道您在高等教育大衆化問題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能否對我國目前高等教育大衆化進程中的問題做一個點評?

  潘懋元:做這樣的一個點評需要回顧一下我國高等教育大衆化的基本背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關于高等教育大衆化的提法一直未能得到有關部門的認可。但學術界一直主張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較大發展,達到國際公認的大衆化階段。但到199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之後,高等教育突然大擴招,當年普通高等學校擴招的幅度達到了47%。可以說,教育界對這個速度是准備不足的,包括心理上和教育資源設備上,以致學校處于被動。所以擴招開始後,高等教育資源全面緊張,人均資源配備狀況明顯下降,也帶來了社會對高等教育質量的關注。

  記者:潘老,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說現在高等教育質量普遍下降,該怎麽看待這種說法?

  潘懋元:首先得承認這種說法有一定所指。如果就生均資源狀況而言確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如果籠統地說下降則不科學。高等教育大衆化得有一種新的質量觀,這就是我首先提出的多樣化質量觀,就是說不能再用一個傳統標准來衡量所有學生,否則得出的結論就不客觀、不科學。同時我也提出要關注在大衆高等教育時代的精英教育。我認爲擴招的主體不應該放在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應該是放在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避免大衆教育沖擊精英教育。

  記者:潘老,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說高職高專是質次價高的教育,這種說法有什麽問題?

  潘懋元:“價高”是事實。從高職所需要的實習實訓設備以及“雙師型”的培訓來說,所應投入不比一般普通文科院校投入低,此其一;其二,爲了鼓勵普通院校辦高職,教育主管部門允許高職生收費高于本科生。可惜前者並未實現,所以社會所說的“價高”是收費高。至于“質次”,則要做具體分析,許多高職院校是“三改一補”轉制或新辦的,現在還存在設備、師資不足和辦學經驗不足問題。更重要的是認識不到位。高職高專應該作爲一種職業性的高等教育體系,區別于傳統的學術性的高等教育體系,這是一種新的辦學類型,不是一種層次劃分,高職高專對質量的要求並不低,也能培養出高級的專門技術人才。這類教育對實用知識技能和職業素質要求都很高,這就是爲什麽社會上高級技工與技術員高薪難尋。當然投入不足是這類教育的突出問題,現在這類學校的實訓場所普遍不足,實際操作能力培養不足,自然影響到了質量。另外師資隊伍素質也是一個很大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一個觀念問題。在招生中把它放在最後一批錄取,使它招收不到好的生源,也影響了它的質量。所以針對高職高專問題應該綜合來看,應該加大投入力度,調整政策,促進它們發展,使他們成爲大衆化的主力軍。

  記者:潘老,談到加大高職高專投入問題,誰應該作爲高職高專的投資主體呢?

  潘懋元:高職高專的投入主體應該是地方和民間,因爲高職高專與地方經濟建設密切相關,與企業提高産品的競爭力有關,所以應該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國家應該進行政策性鼓勵和引導,包括舉辦示範性的職業技術學院,但國家的主要精力是辦好面向全國的大學。職業技術院校需要與産業緊密結合,地方和企業更有優勢。但一個關鍵問題是不能把技術教育看成是低層次的教育,這樣會影響投資者的積極性和社會對它的認可。

  記者:潘老,現在社會對畢業生就業問題非常關注,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潘懋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大众化能否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毕业生能否较充分地就业。就业问题在扩招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和选择性失业问题。扩招后问题就更突出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对此,我在大扩招之前的1995至1996年间,就提出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条叫“适度超前发展(增长)”,一条叫“适销对路”。前一条指的是发展(增长)速度要适度,1997之前太慢,1999年之后太快,都缺乏“度”的掌握。那么,“度”如何掌握?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它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高教自身的发展逻辑。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作用是最重要的,而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GNP。假如以GNP为指标,则高校的增长率近年来应该为8%左右。为什么要适度“超前”,是因为人才培養有一个周期性,其所培养的人才有滞后性,所以扩招要稍为超前一点。至于“适销对路”,指的是面向市场经济,必须了解人才市场对人才的质量需求。高职高专必须针对市场需求进行培养规格设计。传统的本科教育也存在脱离实际需求问题,也需要调整培养方案,适应社会对人才规格要求的变化。

  記者:潘老,還有一個問題,據說您是主張大衆化應以外延型發展即以舉辦民間性質的新學校爲主,能否解釋一下?

  潘懋元:這也有一個背景。過去經常認爲我們的高校校均規模小,辦學規模效益不高,所以提出了要提高規模效益,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擴招以來,我國高校校均規模已經很大了,全國高校的校均人數2003年已達7000多,其中本科生校均達9000多,還沒有包括成人高等教育與繼續教育的培訓班。比美國的校均3000多,日本的校均2000多,已多得多了。所以再提走內涵型發展就不適合了,必須在內涵和外延發展並重的前提下走以外延發展爲主的道路,就是舉辦新學校,這樣也能夠鼓勵新學校辦出新的模式,創造出新的辦學類型。新學校的辦學主體主要是民間,因爲他們有這方面的積極性,有籌措經費方面的能力,國家辦就很難突破傳統的框框。同時,多樣化辦學有利于豐富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內涵,真正能夠實現多樣化質量觀,避免千人一面現象。

  記者:潘老,最後您對我國高等教育大衆化進程有什麽樣的建議?

  潘懋元:当前高等教育规模基数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各地扩充高等教育规模的驱动力仍然非常大,根据适度超前发展原则,应该基本稳定高等教育的规模,而将发展的主导力量转向质量提高上来,转向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与市场要求相适应上来,这样高等教育发展才能比较健康、和谐和持久。

  記者:謝謝潘老。

更新時間:2005-4-11